6日早上,林英(化名)在自家小區中心廣場與其他志願者一起收集舊衣、舊被子、舊書,打算在國慶假期結束後將募集到的物品送往高州、佛岡等地區。
  “別看我現在是個‘煮飯佬’,我可是見過世面的。”65歲的林英身體硬朗、聲如洪鐘。作為廣州最早的一批出租車司機,林英親歷整個出租車行業及社會的變遷。
  曾是女孩理想結婚對象
  林英是土生土長的廣州人,離開學校後被分配到工廠工作。“我在工廠時間不長,因為喜歡學手藝,反倒學了開車,沒想到後來就轉了行。”
  1956年,為滿足第一屆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的需求,廣州市汽車公司(廣駿集團的前身)正式成立。隨著廣交會規模不斷擴大,向賓客提供服務的出租車供不應求,1973年,廣州市汽車公司獲批增購200輛車,並從其他行業抽調人才併入司機隊伍。
  在1980年代以前,有資格開出租車的司機必須是共產黨員、優秀青年、優秀轉業軍人,且無海外關係、形象好。過去的出租車沒有計程表,司機在出車前要定線,回程時要空車返回、不能搭客,否則一律視為貪污。
  直到1979年夏天,廣州原有幾個公交單位成立了幾家出租車公司,為原來的出租車安裝上機械計程表,才有了正式的的士。當時廣州只有大概600輛的士。
  林英就是從那時開始在廣州開的士。
  林英說,從1980年代初期到1990年左右,“開的士”在廣州算得上是十分體面的工作,接載的基本是海外歸來或回家鄉的港澳同胞。“一般事業單位、國營單位一個月工資可能也就四五十元,但我們可以賺到兩三百元。”他說,由於收入高,很多人都想入行,但行業培訓十分嚴格,要學機械知識和操作,還要學英語和文化知識。
  “當年廣東三件寶‘司機、醫生、豬肉佬’,很多女孩都想嫁給我們。”林英笑著說。
  非典期間政府減免稅費
  “稀罕”的日子很快就過去。
 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後,中國各地普遍放鬆了對出租汽車行業的進入限制,並按特許經營方式進行管理,私人資本蜂擁而入,使出租汽車行業進入了一個“井噴”狀態,越來越多的廣州市民也開始享受這種“揚手即停”的交通服務。更明顯的變化是,司機群體多了許多非廣州本地戶口的外地師傅。
  “我們的收入也發生了變化。”林英說,以前廣州的士司機的收入為工資加計提獎金,到了1990年前後,廣州的一些出租車公司開始實行供車等經營模式。為了爭取更多收入,本地與外地的司機都紛紛嘗試做“小老闆”,“把的士所有權買下來,一邊供車一邊雇人開車”。
  林英說,1997年是廣州的士司機收入銳減的第一個分水嶺。“因為金融危機,不僅打車的人少了,而且港澳客人都不再給小費”,很多人都離開了這個行當。“各種負擔也逐步增加。”林英告訴記者,他的一個晚輩在1993年入行時,一部的士的承包費為兩千多元,到了90年代末,各種名義的費用疊加在一起則升至五六千元。
  2003年非典時期的低迷令林英感到“很糟糕”。“外地人少了,乘客急劇減少,有時一天的營業額都沒有100元。”後來,政府減免了一些稅費等,司機才熬過了那個低迷時期。
  年老當志願者幫助別人
  2005年,50多歲的林英決定“不跑了”,在家裡端起鍋鏟碗碟,給一家大小煮晚飯。2008年,林英在公園認識了逢源街長者義工隊的陳伯,得知一幫老人家退休後在街道裡面互相幫助,他覺得很有意義。
  “兒女長大了,我們不用為生計奔波。這個城市不斷進步,但仍然有不少需要我們幫助的人,我能幫就幫。”參加了幾次到老人院探訪、街道“4點半”課堂等服務,林英很快就“迷”上了義工的工作。
  2010年廣州亞運會,林英還參加了某小區的“關愛團”,給亞運會志願者送糖水、送湯。不僅如此,林英還參加小區業主們自發組織的捐書活動。這位曾經走在時代前端的“老的哥”深有感觸地說,我們的生活都是國家給的,“生活先好起來的人不能忘記還需要幫助的人,力所能及,我們都得幫一把。”
  南方日報記者 謝苗楓  (原標題:“生活先好起來不能忘記助弱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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